邓显鹤所编著的诗文、文献书籍如《南村草堂诗抄》、《毛诗表》、《易述》、《沅湘耆旧集》、《楚宝》、《船山遗书》等著述。就他的影响，造就了近代历史名人如邹汉勋、魏源、谭嗣同、曾国藩、陈天华、毛泽东等伟人。其卓越贡献有四：

　　第一，最早发现、推崇王船山的学术思想，率先组织大规模刊印《船山遗书》。而且是邓显鹤最早把王船山提到“当与顾亭林、黄藜洲、李二曲诸先生相颉颃”的崇高地位，使他在清末享有灼灼大名。

　　第二，热忱与当时的先进名人交往，积极传播进步思想。陶澍任安徽布政使时，就邀邓显鹤去编纂《安徽艺文志》，后任两江总督期间，因邓显鹤向他宣传王船山，陶因而为王船山隐居著书的“湘西草堂”亲笔题写“衡岳仰止”的匾额，以及“天下士，非一乡之士，人伦师，亦百世之师”的楹联。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期间，邓与他经常有书信往来，林曾写了《咏松堂读书图》的诗赠邓显鹤。当代知名之士与邓显鹤有密切往来的人有100多人。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魏源等名人。

　　第三，提携后学英才。著名三湘三杰魏源、邹汉勋、何绍基都曾为邓显鹤所赏识和器重，他们都曾向邓显鹤请教过学问，一辈子都以老师的礼节敬重他。特别是邹汉勋，“孜孜为学时，无人知者，惟同县人邓显鹤深异之”，招他校刊《船山遗书》而一举成名。魏源也正是通过与邓显鹤、邹汉勋等人的密切交往，而得到一条接触船山著述的重要渠道而成为“师夷之强技以制夷”的名人。后来，邹汉勋的孙子邹代钧，也就继承了湖湘学派的进步思想，于1898年在新化创办实学堂，造就了陈天华、杨源浚、罗元鲲等不少英才。

　　第四，一生从事文献出版工作并著书立业，造就后代。邓显鹤在其故居——南村草堂共刊刻出版各种学术、文献书刊四十多种、六百多卷；自已编著四百多卷。共计1000余卷。如《南村草堂诗抄》、《毛诗表》、《易述》、《沅湘耆旧集》、《宝庆府志》、《武冈州志》、《楚宝》、《船山遗书》等著述。就这些著作影响，造就了近代许多历史名人。这些著作原件已存湖南省图书馆、新化县图书馆。开办“邓显鹤纪念馆”，把这些著作陈列出来，供人瞻仰学习，励人上进，造就后代，那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。

　　邓显鹤从18岁起即编诗集，39岁时，已有《种草堂初集》、《相思草》、《北上集》、《观海集》、《过江》上、下集等14种，约8000馀首。嘉庆二十三年，诗稿毁于火。后静心追忆，又经欧阳辂删辑，仅存300馀首，编为《湘皋诗存》5卷。后又成《南村草堂诗钞》24卷、《南村草堂文钞》20卷。陶澍以为：“湘皋之诗，导源于魏晋，而驰骋于唐宋诸老之场。雄厚峻洁，磅礴沉郁，情深而意远，气盛而才大。”其文钞，鄞人沈道宽比之全祖望《鲒埼亭集》。

　　数十年中，勤于问献考订编纂，用心收集前人诗文，以集成《资江耆旧集》60卷、《沅湘耆旧集》200卷；《沅湘耆旧集续编》100卷、《沅湘耆旧集小传》20卷和《资江耆旧集小传》4卷。

　　重刊明代周圣楷《楚宝》，并加增益考订，刊成《楚宝增辑考异》40卷、《外篇》5卷，时人以为是书：“去取详慎，于地理废置沿革，尤多辨晰，所论断皆有依据，足补前书所未及。”

　　与邹汉勋校勘王夫之的遗书经部38种计180卷，刊行于世。考订周敦颐《周子全书》9卷、《首录》2卷，编校元欧阳玄《圭斋集》18卷。还著有道光《宝庆府志》157卷、嘉庆《武冈州志》34卷、《邵州先民录》等10余种传世。

　　邓显鹤最为之花费心血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，是他对湖南地方文献的整理。《清史稿》说他“以纂述为事，心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。”易宗夔说他“搜讨掌故，不遗余力”、“岿然称楚南文献者，垂三十年云。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说他“以搜讨乡邦掌故为已任，一意表彰先哲。”曾国藩说他“其于湖南文献，搜讨尤勤，如饥渴之于食饮，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”、“全省之方舆略备，巨制零章，甑采略尽。”（《表墓》）

　　在整理的文献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《船山遗书》的刊刻。因此晚清著名经学家王先谦由衷地赞赏：“今者船山先生竟与顾、黄两先生共垂不朽，刊书之功不可没。” 于是经过艰苦的搜集，邓显鹤共整理《船山遗书》一百五十卷，于道光十九年在长沙开雕。不料，咸丰四年，由于太平军攻陷湘潭，“板竟毁于火”。湘皋先生对之汲汲不忘，多次寄书寄诗曾国藩曾国荃兄弟，督其印书。同治二年，曾国荃在先生所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又“增益百七十二卷”，“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”。（以上事见《清史稿·儒林传》、曾国藩《王船山遗书序》）。王船山提倡的“尽天地只是个诚”的“实学”，对于湖湘学人“经世致用”学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，是湘学勃兴的理论基础。而没有邓氏的努力，天下学子竟不得以窥船山学问的全貌。因此，有人称湘皋先生为“湘学复兴大师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