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衣修史
明崇祯元年(1628年)出生的姜宸英从小受到其祖辈父辈的影响,以才思敏捷、博闻强记而著名。康熙17年(1678年),在平定三藩之后,清廷为稳定人心,网罗人才,特开博学鸿词科。这是有别于乡试和会试的特殊科制,规定凡学行兼优,文词卓越者,由京官三品以上,各省督抚布按官员推荐,无论是否中过举,都可以参加。当时姜宸英已在翰林院担任纂修明史的任务,对明代的厂卫制度及刑法有其独到的见解,得到了当时主持明史修编的内阁大学士、刑部尚书徐乾学和翰林学士叶方霭的赏识。徐乾学把明史稿进呈御览后,康熙大加赞赏,说姜宸英与另两位修史的人员朱彝尊、严绳孙是海内三布衣。开创了有清以来 “布衣修史”的先河,叶方霭更是竭尽全力,荐举姜宸英参加博学鸿词科。然而,这场恩科并未改变姜宸英的命运,最后还是名落孙山。在叶方霭的极力推举下,姜宸英才正式列为修编明史的人员,领取相当于七品官员的俸禄。
交契容若
在完成《明史》的编修任务后,清廷又开始了《一统志》的编修。主持这一编修任务的是左都御史徐元文。因徐元文是徐乾学之弟,故姜宸英仍有机会出入尚书府第,并在徐乾学的荐引下,结识了虽年轻而在文坛已享有盛名的纳兰性德。纳兰性德是满族正黄旗人,其父纳兰明珠是当朝首辅,权倾朝野,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出人意料的是,纳兰性德这位八旗子弟并没有醉心于权术,却对发轫于中原的古典诗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纳兰性德凭借其对艺术领悟的天性和聪颖绝伦的资质,在对汉文化的自觉吸收与再造过程中,把明末以来已趋向颓废的词的创作,再次推向了兴盛。他在遍览了唐宋名家的词作之后,认为 “花间之词如古玉器,贵重而不适用;宋词适用而少贵重;李后主兼有其美,更绕烟水迷离之致。”他的这种审美情趣为他的词创作奠定了一个基调,那就是抒发个性的激情与展现才华的禀赋相结合,从而成就了他饮誉中原大地的艺术高峰。
姜宸英性情孤傲,纳兰性德虽出身贵族,却主张个性的张扬,这是他与姜宸英在交往中得以沟通的重要前提。除了姜宸英外,还有当时的一些名流如梁佩兰,顾贞观,吴天章,朱彝尊等人经常聚会欢宴,吟诗填词,他们避开官场的争斗角逐,以词牌唱酬作桥梁,既咏叹明亡清兴的无奈,又注重彼此间以文会友的情谊,创作了一大批被后人认为是清新秀隽、自然超逸的传世之作。须知道,这类词作的问世和流传,是冒有极大风险的。这是因为,当时的时局虽渐趋稳定,但还是有不少晚明遗民打着 “反清复明”的旗帜,暗中积极活动,不肯受制于清廷。也许是纳兰性德的特殊身份,也许是康熙忙于政务,没有空暇去过问这些文人的活动,使他们的词作在流传后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
纳兰性德自幼学习射骑,文武兼备,自16岁中进士以后,就被授予三等侍卫,不久又升迁一等。就是这么个仕途通达,灵性十足的贵胄子弟,却偏偏与康熙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格格不入,这使得他的许多宏伟抱负难以实现,于是就有了 “向樽前,拭尽英雄泪”, “遇酒须倾,莫问千秋万岁名”, “不知何事萦怀抱,醒也无聊,醉也无聊”,等弃世嫉俗的作品。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心态与当时姜宸英的处境十分相似,这也许就是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的环境因素。
康熙24年 (1685年),纳兰性德在与姜宸英,朱彝尊、顾贞观等人聚会豪饮后,又作了 《夜合花》一词,词完便猝然而逝,年仅31岁。挚友的突然病故,使姜宸英悲痛欲绝。一连几天,他茶饭不思,泪涕滂沱。为表示哀悼,他专门写了一篇祭文,以寄托哀思。 “我常对客欠伸,兄不余傲,知我任其真;我时谩骂无问高爵,兄不余狂知我疾恶;激论事,眼瞪舌,兄为抵掌助之叫号。”这是姜宸英与纳兰性德交往的真实写照。也可见两人友谊非同一般。为纪念这位年青的故友,姜宸英与几位文友把纳兰性德的词作加以搜集整理,编印成册,取名为 《纳兰词》,后来一并入 《通志堂集》。
入仕罹难
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得中进士,并在殿试中还得了第3名,被康熙授予翰林院编修,这时,他已是一位白发皓首的七旬老翁了。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,任副主考官,是科发榜后,物议沸腾,当时落第士子戏称:“老姜全无辣味,小李大有甜头。”因科场案牵连,十一月丁酉(初三日),被江南道御史鹿祐弹劾,姜宸英与李蟠入狱,宸英饮药自尽,死于狱中。死前自拟挽联:“这回算吃亏受罪,只因入了孔氏牢门,坐冷板凳,作老猢狲,只说是限期弗满,竟挨到头童齿豁,两袖俱空,书呆子何足算也;此去却喜地欢天,必须假得孟婆村道,赏剑树花,观刀山瀑,方可称眼界别开,和这些酒鬼诗魔,一堂常聚,南面王以加之耳。”不久康熙得知浙江宁波考生姚观确有文才,下旨释放姜宸英,追回被充军的李蟠。康熙得知宸英已于狱中自尽,痛惜咨嗟不已。
二十岁赴科场,七十岁钦点探花,这条路走了整整半个世纪。然而,高中探花仅二年,就因顺天乡试案被牵连,自杀狱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