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江苏省南通市南郊狼山上,竖立着两块明代嘉靖皇帝敕令的青石碑刻，虽历经岁月的侵蚀，但上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读，上面刻着对时任监察御史钱嶫的两道命令。
一道颁发于嘉靖十八年（1539年），命令钱嶫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前往居庸关至龙泉关一线边关，检查驻军及关隘、军械等修造情况，并规定如实附图报告。敕令对钱嶫此次任务掌握的权限有明确的要求：“其守关官军，或投托买闲，不服调遣，尔即拿问如律，应奏请者具奏拿问。若分守、守备等官有背公徇私、阻碍行事，及罢软疾弱、不堪任事者，听尔指实奏闻处治。尔受兹委托，尤须持廉秉公，正己率下，使边关巩固，武备修举。”地方志中钱嶫的传记里记载，钱嶫完美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任务。
另一道敕令则颁发于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，命令他以广西巡按监察御史的身份，在不妨碍原务的同时巡查各地军械制作维修实情，发现欺瞒行为就严加拿问，同样也对他履职提出了要求：“尔受兹委任，须不惮勤劳，躬亲遍历校阅，务臻实效。毋或循袭故常，展转推托，虚应故事，自贻罪愆尔。”钱嶫此次巡查军械的情况如何，尚未见到很明确的记载，但巡查时却发现了靖江王的劣迹，钱嶫对此如何处置，下文自有分解。
嘉靖十一年，钱嶫出任抚州推官，虽然只是个七品小官，可他却大有作为，一方面平反冤狱，一方面剔除官府蛀虫，恪尽职守地治事，直到父亲去世才离任回家守制。等到守孝期满，钱嶫改任永平府的理刑推官。在永平，他多能原情处理案件，遇到岁荒，他更积极设法赈饥，以致救活者达数万人，他也因政绩优秀而被擢升为浙江道监察御史。
嘉靖二十年，钱嶫赴广西巡查军械制作维修实情，其间发现了靖江王的劣迹。原来，这靖江王在明代诸藩王里地位很特殊，同是世袭，他的待遇一直介于亲王和郡王之间，尤其处于僻远之地，有恃无恐，养成他骄奢淫逸、鱼肉地方的恶习，而地方官员见此往往也无可奈何。钱嶫巡查探得此事，欲以法问罪。靖江王知道后，表面做出畏惧之状，暗地里却横加中伤，并上书告御状，说钱嶫欺压宗室。所幸嘉靖听从群臣议论，认为钱嶫只是公正执法、并无私情，没有加以偏袒，此后更派给事中王国祯等前往治罪，靖江王见此情势，惶恐不已，只得认罪。
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，钱嶫出任福建建宁知府，在任“约廉示俭”，革除官府巧立名目的各种交际费用和宴会应酬。因为他能造福一方，故在离任三十年后，地方上还专文呈请为他立祠祀之，称他“立心光明正大，莅官廉慎公勤，重民命，作士气，抑豪强，禁奢靡，别内外，章上下，通盐利，清丁米，革淫巧，杜侵渔，均水利，减炉场，释冤民，埋骴骼”，甚至有“当时齐颂为城隍，至今犹恋如父母”的说法。
家乡人对钱嶫有着更深的感情。早在明代永乐初年，因六安州有灾情，其养马的摊派之事暂由通州代替，谁知这暂代竟变为常例，可是通州水土不宜养马，百姓因此大受困扰。钱嶫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期间，极力上疏奏免通州养马，恳切陈述通州从为六安州临时替领养马任务后，不料竟成为定例，由于“地域水咸，草土不服，虽称种马，并不产驹，而瘐损倒死十常八九”，年耗银一万余两，而朝廷实用三千多两，“是通州民独受养马之害，朝廷未尝获通州一马之用也”。疏上，交户部审议，认为钱嶫所奏俱合实情，通州养马遂免。消息传来，父老子弟欢天喜地，并为他建立“钱公世德祠”，狼山上的敕令碑，也是因此而刻制的。可见只要尽心为民众解决实际困难，人民是会永远铭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