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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了翁

魏了翁

魏了翁(1178年—1237年) ,字华父,号鹤山,邛州蒲江(今属四川)人。南宋著名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大臣。嘉熙元年(1237年)卒,年六十,赠太师、秦国公,谥文靖。魏了翁反对佛、老“无欲”之说,认为圣贤只言“寡欲”不言“无欲”,指出“虚无,道之害也”。推崇朱熹理学,但也怀疑朱注各经是否完全可靠。提出“心者人之太极,而人心已又为天地之太极”,强调“心”的作用,又和陆九渊接近。能诗词,善属文,其词语意高旷,风格或清丽,或悲壮。著有《鹤山全集》、《九经要义》、《古今考》、《经史杂钞》、《师友雅言》等,词有《鹤山长短句》。

    生平

      魏了翁数岁即从诸兄入学,俨然像成年人。稍微大一点,聪明颖悟特出,日读千余言,过目不忘,乡里称他为神童。十五岁,撰写《韩愈论》,文章抑扬顿挫,有韩愈遗风。

      庆元五年(1199年),魏了翁中进士第三名,授剑南西川节度(驻成都,今属四川)判官厅公事。

      嘉泰二年(1202年),召为国子监的国子正,次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。

      开禧元年(1205年),召试学士院,改任秘书省正字。

      开禧二年(1206年),升秘书省校书郎,以亲老为辞而出任嘉定(今乐山)知府。同年末,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(今属湖北)时,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,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。

      开禧三年(1207年)二月,李好义等杀吴曦后,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(今属四川)收到免职之命,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。同年末,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,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、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。“朝廷收召诸贤”,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。

      嘉定元年(1208年)十月,“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,(魏)了翁察其所为,力辞召命”,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奸相史弥远“收召诸贤”的用意,因而“三辞聘召”以“迁延岁月”。不久父亲去世,魏了翁解官守丧,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,著书立说,授徒传道,宣扬理学。起复,任汉州(今四川广汉)知州,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,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,数月后又起任眉州(今眉山)知州。嘉定四年,升任潼川府(今三台)路提点刑狱公事(监司)。

      嘉定八年(1215年),兼本路提举常平,后又改兼转运判官。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,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(今重庆合川)的官职为由,奏请为周敦颐赐谥,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。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,直到嘉定十三年,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、程颢谥纯、程颐谥正,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,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,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,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。尽管如此,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,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,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。

      嘉定九年(1216年),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(今属四川)知府。

      嘉定十一年(1218年)春,改任泸州(今属四川)知州、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(帅司)。母死守丧,起复后任潼川知府。

      嘉定十四年(1221年),朝廷提升了翁任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。在这十五年期间,他历任转运判官;直秘阁官;秘书监官等职务。治绩大著,众人有口皆碑。理宗皇帝执政后,时事多变。了翁积忧成疾,三次上奏要求隐退,都不批准。却又任起居郎官。那时,因雷声非时(雷声按季节,但不是时候而发雷声)认为异常,皇上心神不定。了翁入对,阐述理学与政见,指出“心”的作用。并为皇上谋求久安长治计策。不久,又为一个降职后死去的官员无处埋葬之事据理力争,被一个官员指控为首倡异论。朝廷竟以欺世盗名、朋邪谤国罪,把了翁削官三等,后到湖南省靖县居住。不久,了翁再入朝,宰相想要拉拢,他不与苟同。在三年时间里,了翁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。那时,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浙江几个省的许多读书人背著书籍纷前来求教。这一时期,了翁勤劳恭谨,全身心地投入传授理学知识,并著久九经要义锣一百卷,成为当时最好的著作。

      宝庆二年(1226年)2月,了翁被召回。前后这些都不是理宗的本意。了翁要求回归故里,理宗不肯,便改任资政殿学士。

      绍定四年(1231年),魏了翁复职,主管武夷山冲佑观。

      绍定五年(1232年),又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,不久,又知遂宁府,他辞谢不拜受。后升任宝章阁待制、潼川路安抚使、知泸州。泸州是一个大藩屏,控制边境的面积达两千里,而武备不修,城廓废弛。魏了翁乃奏请修缮泸州的城楼、垣墙和雉堞,并增置军械,训练盾牌手,申明军纪,兴办学校,蠲免欠税,恢复社仓,修建义冢,修办养济院。他上任只有几个月,就出现了百废俱兴的局面。

      绍定六年(1233年),时值史弥远逝世,理宗亲政,魏了翁被提升为华文阁待制,赏赐了金带,仍留居原任。入朝以来,了翁见一些高官显贵大权独揽,废法纪,无纲常,致政权腐败,不可救药。他疾恶如仇,在应诏赴任途中,给理宗上疏曰:“时政有十弊,建议理宗恢复历来好的传统,以表新兴之大为。”他的整顿朝政十项建议,其中第二、三项关于恢复二府之法规与恢复都堂之纪律,以便聚议及严明朝纲和第六项恢复台谏制度,以便公开进退人才等建议,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,应该以史为鉴。十项建议论述万余言,引事实,切时弊,辩是非,讲利害,理宗读毕,深受启发和震动,手拿奏章举读成诵。从此,旧典章都得到了恢复。

      端平元年(1234年)10月,魏了翁任礼部尚书兼直学院。他忠于职守,纵论政事,体察民情,访问人才,召从臣集议,许多事情做得认真、扎实,不负众望。回朝六个月前后共上奏廿多章,全是当务之急。皇上欲引了翁参与共商国家政事,而嫉妒他的人合伙竭力排斥,使他不能安心在职。

      端平二年(1235年)十一月,了翁因熟知兵书、兵法,又量力国家,荣幸担任端明殿学士,参预理宗机要工作、撰写文书等。又任守宋时最高军事机关(今国防部)副职。十二月,督视京湖军马。恰逢江淮督府长官死去,又把全部政务托付了翁。那时正值元军侵犯宋境,且战事失利,朝廷惊慌,理宗忧虑。一次例行朝拜结束后,理宗面赠了翁一首亲笔的唐人严武诗:“昨夜秋风入汉关,朔云赠边月满西山。更催飞将追骄虏,莫遗沙场匹马还。”和“鹤山书院”四个大字,并赠金带鞍马,又命宰相、重臣关外设宴饯行。了翁掌管边关兵马战事后,即以吴潜为参谋官,赵善潮、马光祖为参议官,重申军规,严明军纪,并身先士卒,加强练兵,一时军力大增。由于全军上下团结一心,奋勇杀敌,很快击败了元军。了翁胜不骄,同时提醒将帅们加强警戒并调遣增援部队,安抚为国捐躯士卒,罢免贪生怕死将领,及时向理宗奏明边防十件事。过了二十多天,了翁被提升当国防部部长。在赴边关奏事时,因得病提出辞呈。那些存心排挤了翁的人早在那里窥视,并蠢蠢欲动。他们趁机推波助澜,又大造舆论。

      嘉熙元年(1237年),改任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。同年八月,了翁写了奏折向理宗请求告老还乡,但没有被批准。以病重又写奏折给理宗。有一个官员问了翁,了翁穿衣戴帽同他谈话。并且说:“我一辈子对自己淡然无所求,没有任何非份之想。”官员又说:“边境发生了乱事。”了翁久久苦皱眉额,便口授最后给理宗的奏折。只过了一会儿,魏了翁便与世长辞,终年六十岁。十天后,接到理宗颁诏书封魏了翁为资政殿大学士、通奉大夫。

      当理宗接到了翁送来的遗奏,知道他已经去世时,十分悲痛。他不理政事,罢朝以示哀悼。惋惜有用的人才没有充分发挥作用。追封他为太师,谥号文靖,累赠秦国公,诏赐第宅于苏州南宫坊(现书院巷)。

      元至顺元年(1330年)虞集奉敕题“鹤山书院”额于其第宅。

    主要成就

      诗文

      魏了翁诗文造诣很深,时值“南来之衰,学派变为门户,诗派变为江湖,了翁独穷经学古”,推崇朱熹理学,提出“心者人之太极,而人心又已为天地之太极”,强调心的作用,形成一个学派。

      有《鹤山全集》一百零九卷,内有长短句三卷,十九为寿词,为宋人词集所罕有。黄升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卷七以为“皆寿词之得体者。”张炎《词源》卷下云:“难莫难于寿词,倘尽言富贵则尘俗,尽言功名则谀佞,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。”

      书法

      魏了翁书法各体皆能,清爽中有奇崛的意味。传世墨迹极少,只有《文向帖》、《提刑提举帖》等二、三件作品。

      易学思想

      魏了翁推崇朱熹理学,又和陆九渊接近。南宋后期,学派变为门户,诗派变为江湖,了翁独穷经学古,与真德秀齐名。

      认为“河图与洛书,发挥道数无遗余”(卷6《四川茶马牛宝章大季修杨子墨池以书索题咏》)。他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,坚信先天图古已有之,绝非邵雍私意,说:“先天一图亭亭当当,愈玩愈有味,此决是古来曾有此说,特不知何为汉、唐千余年间更无一人说有。《参同》中虽略有此意,而方圆图之妙,则未知古人曾见之否?”卷36《答真侍郎》)“窃意先天一图自古有之。”(卷65《题冯仰之因重论后》)

      魏了翁曾在上封事书中以邵雍说为基础,详细论述了先后天图及其体与用:臣尝读《易》,至“天地定位”,则乾与坤对;“山泽通气”,则艮与兑对;“雷风相薄”,则震与巽对;“水火不相射”,则离与坎对。此为先天八卦之序也。然而语其用,则地天而为《泰》,泽山而为《咸》,风雷而为《益》,水火而为《既济》。盖天道不下济,则地气不上跻;山体不内虚,则泽气不上通;雷不倡则风不和也;火不降则水不升也。于是而为《否》为《损》,为《恒》为《未济》。又即其大体而言,则水雷山皆乾也,火风泽皆坤也,其要则乾坤坎离。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,而其用则乾上而坤下也。后天之卦离南坎北,而其用则离降而坎升也。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济为用,在下者必以上跻为功。天地万物之理,凡莫不然,况乾天也,离日也,皆为君之象。坤地也,坎月也,皆为臣之象。其理顾不晓,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,坎离不交而能育万物,君臣不交而能跻斯世于泰和也。(卷17《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》)先天八卦乾坤、艮兑、震巽、离坎相对,其用正则《泰》、《咸》、《益》、《既济》,反则《否》、《损》、《未济》。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为体,乾上坤下为用;后天八卦离南坎北为体,离降坎升为用。魏了翁还运用这一原则说明人伦世教,除了君尊臣卑是必然的之外,君臣相交也是效法自然,跻斯世于泰和的必要条件。

      魏了翁又考察河图、洛书之数的源流,对此不无疑问。河图、洛书之数古无明文,汉儒以后始谓羲卦本之图,禹畴本之书。本朝诸儒始有九为图,十为书;九为书,十为图之说。二者并行,莫之能正。至朱文公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,辞而辟之,而引邵子为证。然邵子不过曰:圆者河图之数,方者洛书之文,第言圆方,不言九十。河图、洛书之数的来源并不明确,直到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,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,而宋朝更出现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两种说法。朱熹以十图九书为是,并以邵雍之说为据,在《易学启蒙》中反复辨析。不过,在魏了翁看来,此说也并不可靠。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邵雍本身的说法并不明确,朱熹的证据不可靠。邵雍说:“盖圆者河图之数,方者洛书之文,故羲、文因之而造《易》,禹、箕叙之而作《范》也。”(第207页)邵雍只言方圆,不言九十之数,这不能说明河图、洛书孰九、孰十。从二图表象来看,“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,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,是九圆而十方也,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,十为书乎”?(卷63《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》)不但如此,朱熹本人也颇有疑问。他说:“《易》、《范》之数,诚相表里,为可疑耳。”又说:“安知图之不为书,书之不为图?”(卷63《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》)而近世大儒朱震、张行成都以九为图、十为书。朱震以《列子》作证据,张行成则据依邵子之说为主。二者实难定取舍。

      藏书故实

      私人藏书极富,自称“余无他嗜,惟书癖殆不可医,临安人陈思多为余收揽”。先后收藏有10万卷,与叶梦得并称为南宋著名藏书家。后来为了创办鹤山书院,将其藏书大半捐献给书院,供生员阅读。宋理宗特御书“鹤山书院”四字为赠。鹤山书院“尊经阁”藏书数量曾经超过南宋国家图书馆,且大部分是其旧藏和抄录所藏之副本,再访得旧书,达10余万卷,其藏书规模是宋代各大书院之首。他曾说:“尝观苏文忠记李氏山房,谓秦、汉以来,书益多学者益以苟简”。又云:书日传万纸而士皆束书不观,游谈无根。夫非书之罪也,书日多而说日明,俊慧者剿说浮道可以欺世,不必深体笃践也;多柴者广采兼畜可以辑文,不必穷搜博考也。今先生(指朱熹)之书满天下,而其道无传焉”。对尤袤藏书佩服之极,写有《遂初堂书目·跋》,自称“余生晚,不及拜遂初先生,闻储书之盛,又恨不能如刘道原所以假馆春明者。”此跋文叙述了南宋部分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故实,如王溥李昉、井度、毕士安杨徽之晁迥、刘羲仲、宋绶、江正等。

    墓地遗址

      魏了翁墓位于枫桥镇高景山金盆坞,1960年被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,1995年因所在地划入苏州市区,改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    魏了翁墓原规模宏大,有神道、神道碑、石碑坊。后屡经毁修。清咸丰元年〔1851年),江苏布政使倪良用曾为魏墓补立七尺墓碑,上刻“先儒宋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赠太师秦国公谥文靖魏公了翁墓”。后毁。辛亥革命后,吴中保墓会吴荫培先生重立“宋魏文靖公了翁墓”石碣。“文革”期间,墓碣荡然无存,连墓的确切位置也无从寻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