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道衡
薛道衡(540~609) 隋代诗人。字玄卿。汉族,河东汾阴(今山西万荣)人。历仕北齐、北周。隋朝建立后,任内史侍郎,加开府仪同三司。炀帝时,出为番州刺史,改任司隶大夫。他和卢思道齐名,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。有集30卷已佚。今存《薛司隶集》1卷。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录存其诗20余首,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录存其文 8篇。事迹见《隋书》、《北史》本传。
薛道衡少孤,好学。13岁时,作《国侨赞》,颇有思致,见者奇之。北齐武平年间,以主客郎接待南朝陈使者傅□。赠诗五十韵,道衡和之,南北称美,当时著名文人魏收说:“傅□所谓以蚓投鱼耳。”他和卢思道齐名,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。其诗虽未摆脱六朝文学浮艳绮靡的余风,有些作品,却具有一种刚健清新的气息。如与杨素唱和的《从军行》,就是较好的边塞诗。代表作《昔昔盐》描写思妇孤独寂寞的心情,其中“暗牖悬蛛网,空梁落燕泥”一联,最为脍炙人口,甚至传说是其引起隋炀帝嫉妒而被杀害的原因。小诗《人日思归》含思委婉,也是历来传诵的名作。
有集30卷,已佚。今存《薛司隶集》1卷。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录存其诗20余首,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录存其文8篇。事迹见《隋书》、《北史》本传。
少年奇才
薛道衡,生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(540年),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(609年)。字玄卿,隋河东汾阴(今山西省万荣县)人。历仕北齐、北周、隋王朝,与李德林、卢思道齐名,为当时文坛领袖。
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,六岁时父母双亡,成为孤儿。但他专精好学,13岁时,读《春秋左氏传》,有感于子产相郑之功,作《国侨赞》一篇,辞藻华美,世时人称为奇才。由此以文才召世。北齐时,薛道衡待诏文林馆,兼主客郎,负责接待、应对北周及陈的使者,与当时文坛才子李德林、卢思道等常相过从。
北齐亡,周武帝用薛道衡为御史二命士,薛道衡自以为不受重用,便弃官归乡里。后来又入仕途为州主簿,不久又为司禄上土。
政治才能
杨坚作相时,薛道衡效力于大将军梁睿府下,参与平定王谦之乱。后又从征突厥,还朝后,被任命为内史舍人,仕途上开始有起色。当时薛道衡还兼任聘陈主使,多次往还江东,对陈朝的腐败情况了解很深,所以多次上奏隋文帝,要求对陈“责以称藩”,也就是不承认陈朝和隋对等,实有灭陈、统一南方之意。
隋文帝开皇八年(588年),薛道衡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吏部郎,随从晋王杨广、宰相高颎出兵伐陈,专掌文翰。隋师临江,高颖问薛道衡:“此番举兵,能否克定江东,请君言之。”道衡回答说:“凡论大事成败,先须以至理断之。《禹贡》所载九州,本是王者封域,南北分裂已久,战争不息,否终斯泰,以运数言之,其必克一世;有德者倡,无德者亡。自古兴亡,皆由此道。我隋主上躬履恭俭,忧势庶政,陈叔宝峻字雕墙,酣酒荒色。其必克二也;为国立体在于用人,陈重用小人,命将非才,其必克三也;陈甲土不过十万,西至巫峡,东至沧海,分之则势悬而力弱,聚之则守此而失彼,其必克四也。”高颖听完之后,忻然叹服,说:“君言成败,事理分明,吾今豁然矣。本以才学相期,不意筹略乃尔!”从这里可以看出,薛道衡对当时的局势分析得极有见地,表明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。
在隋文帝时,薛道衡倍受信任,担任机要职务多年,当时名臣如高颖、杨素等,都很敬重他。因而他的名声大振,一时无双。皇太子及诸王都争相与之结交,引以为荣。这对薛道衡来说本来应该是值得荣耀的事,然而,他却因此得罪晋王杨广而罹祸。
被逼自尽
薛道衡曾与晋王杨广一起伐陈,杨广对薛道衡的文才极其爱慕。隋文帝时,有一次,薛道衡被人弹劾在朝中结党,被除名,处以流放岭南。当时晋王杨广正坐镇扬州,听说这件事后,就秘密派人到长安通知薛道衡,让他取道扬州到岭南,等他到了扬州,就上奏皇帝,把他留在扬州幕府中。但薛道衡讨厌杨广的为人。就没有走扬州路,而走了江陵道。
杨广即位后,薛道衡从地方上回到京师。当时的隋炀帝对薛道衡尚有一丝爱慕之心,本打算委以秘书监显职,但薛道衡不识时务,写了一篇《高祖文皇帝颂》奏上。薛道衡高估了皇帝的心胸,最要命是高估了自己的分量。隋炀帝看了以后,大怒,对大臣苏威说:“道衡至美先朝,此《鱼藻》之义也。”。《鱼藻》是《诗经》中的一篇,据《诗序》讲,此诗通过歌颂周武王而讥刺周幽王。薛道衡是否有此意不得而知,但隋炀帝猜忌心很强,他岂能容忍别人把自己和周幽王联系在一起,由此便产生了杀害薛道衡之心。
当时,薛道衡的朋友司隶刺史房彦谦(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),觉察到隋炀帝对薛道衡的歹意,就劝薛道衡杜绝宾客,闭门自守,以求保全,但薛道衡却不以为然。有一次,朝臣们在一起讨论新令,争论不已,薛道衡就说:“向使高颖不死,令决当久行。”薛道衡的文人气太重,出语尖刻,当下有人受不了,就密报了隋炀帝。高颖在杨广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站在杨勇一边。薛道衡公然讲崇敬高颖的话,隋炀帝岂能容忍。当时正是好大臣裴蕴担任御史大夫,他知道炀帝讨厌薛道衡,就上奏弹劾,说:“道衡负才恃旧,有无君之心。见诏书每下,便腹非私议,推恶于国妄造祸端。论其罪名,似如隐昧,源其情意,深为悻逆。”这真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,隋炀帝览奏大喜,称赞裴蕴说:“公论其逆,妙体本心。”下令将薛道衡逮捕审讯,最后逼令自尽。
薛道衡从少时就是一个用心于文章字句之间的人,他喜欢在沉静中构思,史称:“道衡每至构文,必隐坐空斋,踢壁而卧,闻户外有人便怒,其沉思如此。”尤其长于诗作,比如他的《出塞诗》一首:“绝漠三秋幕,穷阴万里生。寒夜哀笛曲,霜天断鸿声。”诗中有一种边地的悲论情调,而又弥漫着一股粗犷壮大之气,体现了北朝文风的特点。同时,薛道衡因多次出使江南陈朝,受南方文风的影响也较深,比如他的《昔昔盐》一诗,辞采绚丽,对仗工整,描写铺排,极为细腻,其中“暗牖悬蛛网,空梁落燕泥”一句,为千古吟诵的名句。当时,薛道衡的诗名就极著,《隋书》讲:“江东雅好篇什,陈主犹爱雕虫,道衡每有所作,南人无不吟诵焉”。文风极盛的南方都很推崇道衡的诗作,可见其成就之高。
薛道衡死后,尚有文集70卷行世,后散失,明人辑有《薛司隶集》,从中还可略窥这位隋代大文豪的风采。
不善谋身
出身世家,天资早慧,成人后文名大著,与卢思道、李德林齐名,为一代文章宗师的薛道衡,历仕北齐、北周和隋三朝,在每一朝都主要从事秘书工作,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。他写文章用心很专,“每至构文,必隐坐空斋,蹋壁而卧,闻户外有人便怒”;每有文章写出,人们“无不呤诵焉”。隋文帝杨坚每次谈到他,总是说:“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。”
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,而且善于谋事,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。北齐末年,薛道衡多次建议执政者采取对策,以防北周侵犯,遗憾的是这一极具政治远见的意见未被执政者所采纳,后来北齐果然为北周所灭。开皇八年(588)三月隋文帝下令伐陈后,担负指挥重任的高颎特意找到薛道衡,要他分析和预测战争形势,薛道衡纵论天下态势,明确指出隋必胜、陈必亡,从而彻底打消了高颎心头的疑虑。高颎对薛道衡说:“君言成败,事理分明,吾今豁然矣。本以才学相期,不意筹略乃尔。”
然而人有所长,必有所短,薛道衡也是如此。薛道衡的“短”,用隋文帝杨坚的话说,就是“迂诞”,也就是为人迂阔,不得“转”。隋文帝曾经多次对他“诫之以迂诞”,然而薛道衡就是改不了(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改),结果由此得祸。隋文帝开皇年间,薛道衡因受株连除名,流放岭南。晋王杨广(即后来的隋炀帝)时任扬州总管,想拉拢他,便派人传话,要他取道扬州去岭南,打算启奏文帝,把他留在自己身边。然而薛道衡历来看不惯杨广的为人,不乐意去晋王府工作,于是取道江陵而去,不给杨广面子。杨广即位后,仍旧对薛道衡存有一丝爱慕之心,外放他到番州去做刺史。薛道衡又不与杨广合作,只过了一年多,便上表请求致仕(退休)。杨广同意他回京,并打算留他做秘书监。薛道衡到京后,却呈上一篇长文《高祖文皇帝颂》,对已仙逝的隋文帝极尽赞颂之词。杨广读了此文,气得要命,对大臣苏威说:“薛道衡极力赞美先朝,和《鱼藻》的用意相同。”《鱼藻》是《诗经》中的作品,据说是借怀念武王来讽刺幽王的。但杨广隐忍未发,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司隶大夫,然后找机会给他安上一个罪名,治他的罪。可是薛道衡一点也没有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。司隶刺史房彦谦是薛道衡的朋友,眼看薛道衡大难临头,便劝他“杜绝宾客,卑辞下气”,要他夹紧尾巴做人,他也不听。有一次朝廷议定新的律令,议论了许久也没有结果,薛道衡便对同僚说:“要是高颎不死,新律早就制定并且颁布实行了!”高颎是文帝朝宰相,相当能干,后因得罪杨广被处死。此话传到杨广耳中,他怒不可遏,当即把薛道衡传来责问:“你怀念高颎吗?”于是下令逮捕他,并给他安上一个“悖逆”的罪名,命他自尽。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倒霉,被流放到新疆的且末。
薛道衡如此“迂诞”,总不给杨广面子,他由此得祸,虽然让人深感痛惜,却不使人觉得意外。只是给他定一个“悖逆”的罪名,显然是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。他一介书生,手无一兵一卒,怎么可能心怀叛逆和起兵造反!他无非是不愿意讨好人,不知道卖身投靠罢了!他如果处世圆滑,善于阿谀奉承,不用心琢磨事而专心琢磨人,当然不会如此“迂诞”,也不会遭此大祸了。薛道衡的悲剧,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,倒不如说是旧时代忠直耿介之士的共同悲剧。
说到薛道衡的“迂”,《隋唐嘉话》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咏诗一事,倒是很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。隋炀帝杨广爱好文学,才华横溢,他曾对臣下说:“人们都认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的皇帝。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,我还是天子。”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,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。有一次,朝廷聚会上,有人出题以“泥”字押韵,众大臣苦思冥想而不见起色,隋炀帝便作了一首押“泥”字韵的诗,众大臣惊叹不已。薛道衡也作了一首以“泥”字押韵的诗,为所和之诗最佳,其中以“空梁落燕泥”一句尤受激赏,众大臣惊叹不已,高呼厉害。当然使隋炀帝嫉妒。据说薛道衡临刑前,炀帝曾问他:“更能作‘空梁落燕泥’否?”后人依据此类记载,把薛道衡之死看做诗祸,虽然完全不符合事实,但由此也可说明薛道衡的个性的确狷介,不善于矫饰,更不愿意扭曲本性投人所好,这当然也是一种“迂诞”的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