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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闰章

施闰章

施闰章(1619—1683),清初著名诗人。字尚白,一字屺云,号愚山,媲萝居士、蠖斋,晚号矩斋,后人也称施侍读,另有称施佛子。江南宣城(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)人,顺治六年进士,授刑部主事。十八年举博学鸿儒,授侍讲,预修《明史》,进侍读。文章醇雅,尤工于诗,与同邑高咏等唱和,时号“宣城体”,有“燕台七子”之称,与宋琬有“南施北宋”之名,位“清初六家”之列,处“海内八大家”之中,在清初文学史上享有盛名。著有《学馀堂文集》、《试院冰渊》等。

    生平

      施闰章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(1619年1月6日)出生于江南名邑宁国府宣城双溪,其家为“一门邹鲁”的理学世家。祖父、父亲都是理学家。闰章自幼父母早逝,养于祖母,事叔父如父。受业复社名士沈寿民,博览经史,勤学强记,工诗词古文学。少年即有文名,曾去北京,与宋琬严沆丁澎、张谯明、赵锦帆、周茂元等以诗相和,时称“燕台七子”。与邑人高咏生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,时称“宣城体”。施常与同曹唱和,一诗脱稿,争相传诵。

      顺治三年(1646年)中举,顺治六年(1649年)进士,授刑部主事,奉使桂林,历员外郎,刑部尚书称赞他“引经折狱,平反者盈十百,而大憝者终无幸者。” 顺治十三年(1656年),参加高等御试,名列第一,遂擢山东提学佥事,取士“崇雅黜浮”,有“冰鉴”之誉,当时“四方名士”慕其名而“负笈问业者无虚日”,“闰章一一应之,不少倦”,“士以此益归其门”。任上曾录取蒲松龄为童子试第一名,又修葺孟庙、闵子庙、伏生祠墓等。在济南居官五年,对济南风物多所题咏。

      顺治十八年(1661年),调任江西布政司参议,分守湖西道,辖临江、吉安、袁州三府。当时湖西地区天灾人祸,盗贼蜂起,民不聊生。施闰章一到任上,即往民间了解民情,发现农民无力交粮,被逼为盗,他作《劝民急公歌》、《湖西行》等诗,进行劝导。他还遍历湖西的崇山峻岭,低谷大川访问民间疾苦,作《大阬叹》、《竹源阬》等诗,反映民间生活状况,希望省抚大吏引起重视。他在《大阬叹》中写道:“杀人税无出,迟回伤我心……宿甫既累岁,敲骨力难任。民顽实吏拙,素食惭官箴。”他在《竹源阬》中写道:“茕茕数寡妇,零落依孤村。凶年艰半薮,撮土招游魂。”这些诗真实反映了民间疾苦,代表人民的呼声,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。他在任上十分注重民风教化,在袁州重建昌黎书院,在吉安修葺白鹭书院,亲自讲学,主张“以存诚立教。”由于一系列惠政,百姓尊称他为“施佛子”。康熙六年(1667年),清廷裁撤道使,被罢官。湖西地方父老乡亲多次联名挽留不允,于是地方集资创设龙冈书院,以纪念他的德政。 及至告别之日,“父老夹道焚香,泣送数十里”。

      施闰章归乡闲居十年,一心服侍叔父施誉终老,无意仕途,每遇朝廷征召,称病不就。康熙十八年(1679年)朝廷开博学鸿儒科,他仍称病不应。还是其叔一再劝说,他才离家北上,经过考核,名列二等第四名,授翰林院侍讲,纂修《明史》。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任河南乡试正考官,二十二年(1683年)转侍读,并作《太宗圣训》的纂修官,1683年闰六月十三日(8月5日)病逝于京邸。

    文学创作

      施闰章祖、父都是理学家,他则以诗名噪清初。施闰章与宋琬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,合称为“清初六家”,又与高咏梅庚梅清、梅文鼎、沈泌诸子创立“宣城体”自建一帜,其主张学术与文学水乳交融、密不可分,以“醇厚”为则,追求“清深”诗境和“朴秀”风貌、语言简净、句调整严等特征,呈现出独具一格的“清真雅正”的艺术特色,雄踞清初文坛十年之久。

      所著《蠖斋诗话》主张“诗有本”、“言有物”,反对“入议论”,推尊唐人,反对宋诗。王士祯论康熙时诗人,将他与宋琬合称“南施北宋”,认为施闰章的诗“温柔敦厚,一唱三叹,有风人之旨”(《池北偶谈》),甚至把施氏“秋风一夕起”律诗与“惊心动魄、一字千金”的《古诗十九首》相提并论。不过王士祯所推重的主要是施闰章的五言近体,即晚年取径“王孟风致”的作品。这类诗虽然写得空灵凝炼,意境悠深,但内容未免单薄狭隘,诗中多表现封建士大夫孤芳自赏情绪。赵翼讥刺他“以儒雅自命,稍嫌腐气”(《瓯北诗话》)。

      施闰章比较关注现实的作品,是他中年游学京师、奉使桂林、提学山东、分守湖西时所创作的古风,五言如《抵桂林》、《大阬叹》、《竹源□》、《临江悯旱》、《新谷篇》、《铜井行》、《壮丁篇》,七言如《老女行》、《海东谣》、《弹子岭歌》、《万载谣》、《舆无夫行》,乐府如《上留田行》、《浮萍兔丝篇》、《鸡鸣曲》、《抱松女》、《病儿词》等。在这些作品中,清朝军队的杀掠,赃官酷吏的横行,战乱、天灾、赋税交相煎逼下农村的荒凉凋敝,各业百姓的深重苦难,尤其是妇女的悲惨遭遇,都得到一定的反映。

      施闰章古文学欧阳修苏轼魏禧,评论说“意静气朴”(《愚山先生集序》),以辨析理学及论修史之作写得最为精致,不过内容平庸的传志序跋太多,不能与他的诗歌相提并论。张裕钊在《国朝三家诗钞》中,将郑珍和施闰章、姚鼐并列为清代三代诗人。

    蒲松龄撰文报师恩

      蒲松龄曾得到施闰章的赏识,取为头名秀才,比一般情况下考中秀才更为荣耀,随着施闰章的文声日益高涨,也就越来越显得荣耀。后来,蒲松龄屡就乡试不中,回想起施闰章对他的提携之恩,就更加感激施闰章对他的垂青。于是,蒲松龄就借《胭脂》这个故事,大张其鼓地夸赞施闰章的“爱才护才”。

      《胭脂》写施闰章任山东学政时慧眼识冤情,为名士宿介平反冤案的故事。蒲松龄先在篇中称赞施闰章,“贤能称最,又有怜才恤士之德”,又在篇末以“异史氏”的名义说了一大段感激的话:“甚哉!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!纵能知李代为冤,谁复思桃僵亦屈?然事虽暗昧,必有其间,要非审思研察,不能得也。呜呼!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,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。世之居民上者,棋局消日,绸被放衙,下情民艰,更不肯一劳方寸。至鼓动衙开,巍然坐堂上,彼哓哓者直以桎梏靖之,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!”文中的“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,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”,是说人们都佩服哲人判案时的英明,而体会不到他的良苦用心。言外之意就是,施学政的“良苦用心”主要体现在爱护人才上,而不是单纯用在判案上,与之相比,那些所谓的父母官就等而下之,他们连“折狱明”也做不到,他们在断案时不能“一劳方寸”,“审思研察”,而是“桎梏靖之”,难怪世上有那么多的冤案啊!蒲松龄对施学政的赞扬,对那些自以为是官员的批评,真是发自肺腑,发人深省。

      在附则中,蒲松龄又说:“愚山先生,吾师也。方见知时,余犹童子。窃见其奖进士子,拳拳如恐不尽。小有冤仰,必委曲呵护之,曾不肯作威学校,以媚权要。真宣圣之护法,不止一代宗匠,衡文无屈士已也。而爱才如命,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。”这真是一篇真情告白。文章说,施先生是我的老师呀!我初次接受他的教育时,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。那时候就见他奖励、扶持学子,其诚恳的真情唯恐表达不尽。学子有一点小冤屈,一定要婉转地呵护他,从来不借此作威作福,讨好权贵。他像孔子那样维护和宣扬儒家教义,不止为一代人所敬仰。他爱护人才如同自己的生命,审阅学子的文章尽心尽力,绝对不会屈才,尤其不会像后来的学政那样敷衍了事。

      接着蒲松龄又举某名士写《宝藏兴焉》的故事,进一步赞扬施闰章爱才护才的精神。此段文字如下:尝有名士入场,作“宝藏兴焉”文,误犯下“水”字,录毕而后悟之,料无不黜之理。因作词文后曰:“宝藏在山间,误认却在水边。山头盖起水晶殿。瑚长峰尖,珠结树颠。这一回,崖中跌死撑船汉!告苍天,留点蒂儿,好与朋友看。”先生阅文至此,和之曰:“宝藏将山夸,忽然见在水涯。樵夫漫说渔翁话。题目虽差,文字却佳,怎肯放在他人下?尝见他,登高怕险,那曾见,会水淹杀!”这段文字是说,有一位名士参加科举考试,做题为《宝藏兴焉》的文章,却将宝藏兴焉的出处搞混了,将“山间”误作“水下”,文章的主旨错了,下面的议论就更错了,他料想一定不会录取,于是在文后以戏谑的口吻做了一首词,要求主考官给自己留点脸面。施闰章不以为忤,反而以诙谐幽默的语言,和词一首,称赞这位名士的文字功底好,表示不会让他落到最后一名。蒲松龄以此称颂了施闰章“风雅之一斑”,同时也称赞了施闰章“怜才之一事”。

    生平

      大历七年,举孝廉高第,补四门助教。贞元初,复登贤良科,自美原尉拜右拾遗。时裴延龄以奸佞有恩,欲为相,谏议大夫阳城上疏切直,德宗赫怒。右补阙熊执易等亦以危言忤旨。初执易草疏成,示登,登愕然曰:“愿寄一名。雷电之下,安忍令足下独当 !”自是同列切谏。登每联署其奏,无所回避,时人称重。转右补阙、起居舍人,三任十五年。同列尝出其下者,多以驰骛至显官,而登与右拾遗蒋武,退然自守,不以淹速介意。后迁兵部员外郎,充皇子侍读,寻加史馆修撰。

      顺宗初,以东朝旧恩,超拜给事中,旋赐金紫,仍锡衫笏焉。迁工部侍郎。与孟简、刘伯刍、萧俛受诏同翻译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》。又为东宫及诸王侍读,献《龙楼箴》以讽。久之,改左散骑常侍。因中谢,宪宗问时所切,登以纳谏为对,时论美之。转兵部侍郎,兼判国子祭酒事,迁工部尚书。元和十五年卒,年六十七,赠太子少保。

      登有文学,工草隶。宽博容物。尝使僮饲马,马蹄踶,僮怒,击折马足,登知而不责。晚年颇好服食,有馈金石之药者,且云先尝之矣,登服之不疑。药发毒几死,方讯云未之尝;他人为之怒,登视之无愠色。常慕陆象先之为人,议者亦以为近之。子融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