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黄爵滋初入仕途时，鸦片流毒正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清王朝积弱的躯体。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，使这个“天朝上国”妄自尊大、因循守旧，举国孤陋寡闻，陶醉于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”的无知状态。刚刚迈进而立之年的黄爵滋不禁一声叹息。

　　黄爵滋四岁入私塾，七岁能赋，十岁通诸子之学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，入府州府学，学业大进。十七年（1812）县试名列榜首，次年取拔贡，任泸溪（今资溪）县学训导。二十四年，参加江西乡试中举。道光三年(1823年)进士，入翰林院，选庶吉士，六年（1826）散馆授编修，旋充国史馆协修、武英殿纂修、总纂官。其间，常与友招客论文，饮酒赋诗，并同宣南诗社成员诗酒往还，在京渐有诗名。八年（1828）为江南乡试副考官。十二年至十四年为福建、陕西、江西、山东等道监察御史，兵、工、户部掌印给事中。十五年提为鸿胪寺卿、大理寺少卿、通政使。后升礼部、刑部右侍郎，官至刑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，署仓场侍郎。曾三主乡试，两次会试监考官，选拔不少知名人士。由翰林院编修历任监察御史，兵科、工科给事中，鸿胪寺卿，道光十九年(1839年)后任大理寺少卿、通政使司通政使、礼部右侍郎、刑部右侍郎、左侍郎等职。他和林则徐、龚自珍、魏源、姚莹等人志趣相投，提倡经世之学，主张刷新吏治，扫除贪污，整顿军务，巩固边防，是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。他敢于揭发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现象，“以直谏负时望，遇事锋发，无所回避。”在鸦片战争前，创议禁烟应重治吸食者，挑起了在全国各省军政大吏中关于严禁驰禁的一场大辩论，成为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的发起者。鸦片战争爆发后，他奉派赴闽、浙查办鸦片走私问题和视察海防，坚持抵抗侵略的主张，揭露投降派的对外妥协阴谋，“一时以为清流眉目”。道光二十二年退休回籍。二十三年（1843）朝廷发现户部银库亏空，黄爵滋因曾清查银库，以失察罪被革职，即返省主持豫章书院。二十四年以六部员外郎启用，以病未就，仍主讲书院。三十年至京闲居。咸丰三年（1853）卒于北京，终年61岁，后归葬于宜黄二都乡石巩寺侧。

　　黄爵滋任御史期间，对国家大事，民生疾苦，事无巨细，均有独到见解，并能直抒胸臆。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，他在《综核名实疏》中，对诸多国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：崇学校以绝邪教，查保甲以靖会匪，修水利以除水患，广积储以备赈施，严校阅以肃戎政，严防禁以靖海洋。他针对当时吏治腐败情形，提出清明吏治，随时甄别考核部院堂官和各省督抚等要员，加强选拔和重用贤良之才，罢免贪官污吏的建议，受到道光皇帝的赞扬，特对爵滋及科道中敢直言进谏诸人加以提升，以鼓励言官据实上陈关系国家利弊诸事。十五年，已被提为鸿胪寺卿的黄爵滋更加力行劝谏，进呈《六事疏》，就治国家、广言路、储将才、制匪民、整顿京城营卫、严防外夷等提出自己的主张，后均被道光帝采纳施行。其敢于直谏之声为台谏之冠。

　　十九世纪初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输入我国，吸取现银，销路逐年激增，严重影响国计民生。黄爵滋多次上疏痛陈鸦片的危害，明确要求禁烟，成为当时禁烟者的著名代表。

　　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始，黄爵滋先后在《纹银洋银并禁出洋疏》、《综核名实疏》、《六事疏》中，多次提出禁银出海，严禁鸦片的主张。廷臣中对禁鸦片一事意见纷纭不一，措施不力。特别是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，提出许民间种罂粟以塞漏卮的主张后，禁烟效果愈差，外商烟船勾结巡海兵弁，明禁暗运现象愈演愈烈，道光帝对禁烟一事犹疑不决。十八年（1838），时为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力主严禁鸦片，上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》，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银两外漏与吸食鸦片的关系，认为“耗银之多，由于贩烟之盛，贩烟之盛，由于食烟之众”，再加上官吏的贪赃枉法，致使禁烟难成。痛斥了驰禁论不能“堵塞漏卮”的危害，提出了“必先重治吸食”的主张。无论官民，吸食者给予一年期限戒烟，不成者平民处以死罪，官吏加等治罪等几项具体的禁烟措施。道光帝将奏疏交内外大臣讨论，议立章程。爵滋又连疏二次，提出禁烟必派主禁大臣，严惩私通番夷首恶者。这个奏疏提出后，湖广总督林则徐极力推崇。林则徐亦上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摺》和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》两疏，加强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，令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，黄爵滋改调通政使。鸦片战争开始后，黄爵滋受命驰赴闽浙一带，与邓廷桢共同查禁鸦片，加强海防建设，改造武器装备，制订战守方略，招募水勇乡勇支援水师，并向朝廷进献《海防图》。史家评论：“禁烟之议，创自黄爵滋”。道光帝赞其禁烟疏：“非汝痛发其端，谁肯如此说话”。并立即批转给各地军政大员，其中包括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将军和直省各督抚，要他们发表意见。因而黄爵滋的这个奏折，对道光帝最后决定采取严禁鸦片的政策，派遣林则徐去广东禁烟起了重大作用，并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在西方，曾有人绘林则徐、关天培、黄爵滋三人像，称为“三忠”，可见其影响及于国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