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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亶

舒亶

舒亶(1041-1103)字信道,号懒堂,慈溪(今属浙江)人。治平二年(1065)试礼部第一,即状元(进士及第),授临海尉。神宗时,除神官院主簿,迁秦凤路提刑,提举两浙常平。后任监察御史里行,与李定同劾苏轼,是为「乌台诗案」。进知杂御史、判司农寺,拜给事中,权直学士院,后为御史中丞。崇宁元年(1102)知南康军,京以开边功,由直龙图阁进待制,翌年卒,年六十三。《宋史》、《东都事略》有传。今存赵万里辑《舒学士词》一卷,存词50首。

    人物介绍

      舒亶是坚定的新党后辈,并非由王安石直擢超迁,而是为蜀人张商英所荐。自舒亶进入北宋政坛开始,新旧党变法之争已趋激烈。舒亶进入台谏以后,以忠直称。先是从严处理了郑侠、王安国案,有效扼止了保守派对熙宁新法的反攻。元丰初,已经在贬的苏轼因讥讽朝政而被捕,在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主导下,开始对苏轼的羁押审问,是为“乌台诗案”。由于苏轼文名极盛,当时朝野即对此案展开广泛议论,如苏辙曾言苏轼何罪,“独以名太高”。后苏轼虽定罪坐实,但在舆论营救下特赦开释。元丰年间,新党虽仍占上风,但神宗已对改革和改革派产生怀疑,进而对新党由支持转向利用。也正在这一时期,舒亶担任御史中丞,从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。此时,新党与温和派之间,新党内部,已多分裂。元丰四年,舒亶被人利用,卷入了攻击王珪的政治阴谋。元丰末年,又主导了张商英案。

      舒亶虽是新党,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党人,也因此,在元丰末期,他舍弃党派利益而劾张商英,而绍圣年间他也没有回到权力核心。

      宋史中舒亶见于卷三百二十九列传第八十八。其主要的材料取自《邵氏见闻录》,而后者,是一部极不真实,充满了保守派的谎言的作品。在研读宋史这一部分记载时,读者要倍加小心。

    余姚学士桥

      学士桥位于余姚大隐镇里埠头与学士桥村之间的大隐溪上,是余姚市现存最长的古桥梁之一。著名的学士桥已被余姚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 据光绪《慈溪县志》载:“学士桥宋元裕年间(公元1086一1094年)初建,北宋舒亶学士居此。”可见学 士桥之名始于此时。现存桥身系清咸丰四年(公元1854年)捐资重建。学士桥是座石砌平板多孔桥,南北走向,全长70.3米,桥宽1.96米,除两岸桥堍外,共有桥墩14个,桥孔13个,中间桥墩西端上耸立着六角形有二米高石经塔一座,意在藏经镇桥(惜已被毁)。桥中孔东侧及南端东西两侧面镌刻“清咸丰四年捐资重修”字样。桥墩用规整的条石,错缝砌叠,西端砌成分水尖状,起到剖水作用,遇山洪时能减轻排洪的阻力。桥面两边铺于4--6米不等长条石,中间镶嵌长方形石板组成,桥板上镌刻“五福捧寿”“平升三级”等吉祥寓意图案。桥面两侧不设栏杆,桥南端用条石铺砌的石阶,北端连接泥石路过80米处小溪上又一座独孔桥,系学士桥之延伸。整条桥梁两端呈微弓型向上游方弯曲,使洪水往中流直泻,以缓解洪水对两边堤岸的冲刷。

    后人评价

      舒亶在乌台诗案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。舒亶的行为固然有“过头”之处,特别是将苏轼的一些诗句与文章“上纲上线”,确实有悖“君子之道”,为后世所鄙视。但是,他与苏轼主要是由于政见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矛盾。苏轼看到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,看到了变法带来的混乱,因此以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意见。而舒亶积极赞成并参与变法,且性格执拗,在他看来,苏轼虽名高天下,但反对变法、诋毁皇帝就是大罪,就是犯法。

      此外,弹劾张商英一事,也反映出舒亶类似的文人品性。张商英是新党的重要人物,为四川新津人,与舒亶同为新党中的王(安石)党30人之列,是有恩于舒亶的同党中人。据《宋史》记载,这位权重位高的新党领袖人物,给了舒亶一封信,并将女婿的文章让舒亶指点,结果舒亶不仅不予指点,而且“恩将仇报”,将张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,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。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。世人由此认定舒亶是恩将仇报的奸人。

      据历史资料研究与分析,这件事很可能是《宋史》作了假。《宋史》为元脱脱主编,在二十四史中差错最多,特别是有关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《邵氏见闻录》,而此书是邵伯温所作,邵伯温是一个充满偏见并偏执的旧党人物,因而此书对新党人物的记载就极不真实。好在同一时代的文献《东轩笔记》记载了这件事,其过程相似,但原因却完全不同。

      原来张商英要女婿在科举考试中顺利中举,就想借用舒亶之力,所以写信暗示,另送文章给他以作联络。让张商英想不到的是,舒亶因品性使然,不想因私情而让“有关部门”帮助,从而失去其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。所以他在奏书中写上自己的反感。最后张商英的这种行为受到惩处。

      敢作敢为的舒亶被连续委以重任,朝中大臣多怕他弹劾,一些朝官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也多有不满。《宋史》载:“举劾多私,气焰熏灼,见者侧目,独惮王安礼。”“多私”未必,但这个时期的舒亶意气飞扬倒很可能是事实,因为他正处在仕途的黄金时期。但由于得罪的人太多,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。

      元丰六年,任翰林的舒亶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。也许是神宗为了平衡新旧两党的力量,发话说:“身为执法而罪妄若是,安可置也。命追两秩,勒停。”舒亶就这样被罢免了。尽管以“微罪”罢免,但朝廷一片欢呼,因为对朝官而言,少一个比较会“寻麻烦”的人毕竟不是坏事。当时对此事的记载是“虽坐微罪废斥,然远近称快”。

      舒亶黯然回乡,迁居鄞县。那一年他仅42岁,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。于是他迁居于鄞县的月湖畔,名其居曰“懒堂”,一个“懒”字,很可能蕴含着他心中的愤懑与不平?自此后终神宗一朝,没有再被起用。直至绍圣元年,53岁的舒亶才被起用为官,后为朝廷带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,巩固地方统治。崇宁二年,舒亶生病死于军中,终年62岁。

    乌台诗案

      乌台诗案,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,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,被关4个月。御史中丞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《湖州谢上表》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,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,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,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。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,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所谓“乌台”,即御史台,因官署内遍植柏树,又称“柏台”。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,乃称乌台。所以此案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