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“先世自小兴州徙定兴之江村，世有名畿辅”。明神宗万历三年(公元1575)，鹿善继生于一个以忠正节义著称的家庭。祖父鹿久徵为明万历进士，曾为息县知县，“时诏天下度田，分署上中下壤，息独下壤报，上官屡却之，久徵曰：‘度田以纾民，乃病民乎！’执不移，故额田二万八千顷，至是占隐毕出，溢田四千余顷，则以现赋均派之，阖邑民沾其利。”其后，补山西襄垣县，擢陕西道御史，补江西道巡按苏松诸郡，皆伉直任事，勤政爱民，又敢于犯颜争辩，很具正直儒者之风范。“方是时，上以军政考察不当，兵部并斥南北科道三十余人，御史马经纶以为言，亦夺职。适久徵还朝，上疏申救，辞激切，上怒，谪判泽州。”后迁荥阳泽令，未任而卒。父鹿正，字成宇，为久徵长子，“少为诸生以孝闻，性不解饮，顾好客，客常满座，为人倜傥有道骨，能急人难，至激于大义，为排解虽自弃其身家不恤，年八十余卒，人至今称鹿太公”。

　　清朝初期著名的“理学名臣”李光地给予鹿久徵极高评价，以为其“无怍于圣贤”，谓：“鹿氏父子祖孙，粹然儒者，其服官居乡，洁修亮节，暨乎投难死毁，代有传纪，太公则介乎其间，终身不仕，颓然若一耕夫耳。当魏忠贤糜灭善类之际，中外仰息回焰溅波，靡不焦烂。于斯时也，能为申屠太邶之事，亦庶几贤矣。而太公护持营救，归骨收孤，曾不虑吹毛之及己，卒以诚心厚德，神之相之，虽有害几莫之能发，此其所处较诸古人不亦优乎……观其佐父以清直，而勖子以勤瘁，直至视子孙殒身以殉忠孝，而悲慰交胸，大义慨然，则公之平生，其非逐名矫节，而无怍于圣贤也，决矣。”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，鹿善继自然深受影响，且能禀承家风。

　　鹿善继“端方谨悫”，“生而凝重，少不嬉戏”，家人不令其就塾师，而在家中接受祖父的教育。明万历二十二年(公元1594年)八月，鹿善继应顺天乡试，“因场中题未得解，归而旁搜诸家注义，其有采辑王文成公《传习录》中语者，每阅之，则心动”。第二年，他终于得到祖父鹿久征在任上寄送的一部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于是取其中《传习录》，“寝食其中，慨然有必为圣贤之志”。明万历三十八年(公元1610年)，同邑薛一鹗孝廉“诬谤之事起”，牵连多人，鹿善继以为，“是可诬也，孰不可诬也”，乃挺身而出，白于新县令胡嘉桂“持勘”，几得雪之。然而转过年来，事情又发生了变故，鹿善继在此事中一展其忠正节义风采。据其门人陈鋐编次之《年谱》“明万历三十九年(公元1611年)”所记：

　　“是年，邑绅之不类者，复簧鼓郡守，事几变。先生愈益奋发，时启泰先生(孙奇逢)馆都门，先生飞书招之，共集孝廉诸生三十六人为告于守，守语稍侵先生。先生愤然曰：“论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恶名，养士者何忍以衣冠涂炭？借胥吏以倾士类，借士类以倾县官，尚有天日乎？某等颇知自爱，从前未尝来，此后定不来，独此义愤所激不容不来尔。”侃侃昌言，守为气夺，同侪虑激怒，退而戒之。先生曰：“彼中情怯尔，畏我辈法语，支吾不暇，何怒为？”乃复告于观察刘公洪谟，刘公以风节著，与先生意合，事得白。 为雪诬谤，主持正义，鹿善继竟不惜“发动学运”，“共集孝廉诸生三十六人为告于守”，并且愤然与之抗辩，卒获成功。其敢于任事的胆识与策略均甚为出众。这我们就不难理解其为官后在“金花银”事件中如何敢作敢为了。

　　明万历四十一年(公元1613年)春，鹿善继会试赐进士出身，观使兵部。后授户部山东司主事，职盐法，以国家边饷取足于此故，而究心盐法，向专家学习，作《粤闽盐法议》。明万历四十七年(公元1619年)，鹿善继四十五岁时发生了著名的“金花银”事件。他时任户部河南司主事，署广东司事，据《明史·鹿善继传》中记载：“辽左饷中绝，廷臣数请发帑，不报。会广东进金花银，善继稽旧制，金花贮库，备各边应用。乃奏记尚书李汝华曰：‘与其请不发之帑，何如留未进之金。’汝华然之，帝怒，夺善继俸一年，趣补进。善继持不可，以死争。乃夺汝华俸二月，降善继一级，调外。”当时，在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中，明军丧师三路，遭受了重大失败。努尔哈赤乘势率后金兵攻陷了大明重镇开原、铁岭，进逼辽沈，窥伺中原，形势十分危急。而在“辽左饷中绝”且“廷臣数请发帑，不报”的情况下，鹿善继依据旧制，建议采取扣留“金花银”的办法解决辽东战事的紧急需要，完全出于公忠体国之心，且于法于理于情皆合，故而征得了户部尚书李汝华的同意。但他们的这一举动，却严重地触动了腐败的明皇室的私利。因为所谓“金华银”，乃是“国初以备各边之缓急，俱解太仓，其后改解内府，宫中视为私钱矣”。尽管鹿善继“以死争”，还是受到了降级、调外的处理。当其决计归里时，掾吏“环泣曰：‘非专责，何苦认真！独烦一推署符尔’。”所谓“非专责”，是因为此事并非鹿善继职内必管之事。且由于此事极大触犯皇室利益，故户部尚书李汝华最终同意这种甚具“政治风险”的做法，除为事亟无法所迫外，更多的是因为鹿善继的慨然担当。因为他在提出这个方案时，明确向李汝华表示：“如干上怒，愿以身任”。

　　方向瑛在《鹿忠节公传》中记载：“善继言于户部尚书李汝华曰：与其请不出之帑，何如留未进之银，如干上怒，愿以身任。汝华如其言，疏请。上怒，夺善继俸一年，汝华欲补进，善继奋曰：司官以死生争，堂官以去就争。上意即坚未必不可回也。廷谢日，阉人阖扉勒索太仓银，善继飞书主太仓者刘荣嗣。刘报曰：发三日矣。实未发也。诏责补还，善继复持不可。曰：有可还，安用借？请以善继言回奏，死生惟命。阉愕眙而去。当是时，上怒不测，人皆为善继危，太公闻之掀髯曰：臣子不当如是耶？诚口保身非吾儿事。”

　　遭受贬谪之逆境，恰又表现出了鹿善继坚卓的人格与学养魅力：“被谪日，急宣户部堂司官声如雷动，先生适食于贾公寓坐，客失色，先生食自若，食毕，徐着衣去。贾公后语启泰先生曰：当此时，食犹能下咽乎！吾于是觇公不动心之学矣。”

　　明泰昌元年(公元1620年)复原官。明天启元年(公元1621年)因其突出的才干而改任兵部职方司主事。“大学士孙承宗理兵部事，推心任之。及阅视关门，以善继从。出督师，复表为赞画。布衣羸马，出入亭障间，延见将卒相劳苦，拓地四百里，收复城堡数十，承宗倚之若左右手。在关四年，累进员外郎、郎中。承宗谢事，善继亦告归。”这期间，吏部铨司官缺，“廷议属善继”。应该说，这是一个握有实权、令人瞩目的职位，即庸常官场所谓“肥缺”。孙承宗亦以可在京邸奉养老父为缘由劝他回京上任。鹿善继不为所动，慨然曰：“辞塞上就铨司，此常人所不为也，而谓善继愿之乎？相公一日在师中，某即一日在幕中。善继须眉如戟，肯回头作吏部郎乎？家大人范阳男子书来，嘱善继好从公于边，老人为汝加一餐矣。相公以常人待善继犹可，而竟以常人待家大人乎？”卒不赴。

　　鹿善继与其父鹿太公(正)父子的忠正节义的肝胆还表现在对东林党人及其子弟的帮助上。当时魏忠贤阉党残酷迫害东林党人，士人避之不及，而鹿氏父子却大施援手毫不畏惧。史载：“先是，杨、左之狱起，魏大中子学洢、左光斗弟光明，先后投鹿太公家。太公客之，与所善义士容城举人孙奇逢谋，持书走关门，告其难于承宗。承宗、善继谋取借巡视蓟门，请入觐。奄党大哗，谓阁部将提兵清君侧，严旨阻之。狱益急，五日一追赃，搒掠甚酷。太公急募得数百金输之，而两人者则皆已毙矣。至是善继归，而周顺昌之狱又起。顺昌，善继同年生，善继又为募得数百金，金入而顺昌又毙。奄党居近善继家，难家子弟仆从相望于道。太公曰：‘吾不惧也。’”在“人皆咋舌”的情况下，“鹿氏父子不顾一时，义声动天下”。明崇祯元年(公元1628年)，复起为尚宝卿、迁太常少卿，管光禄寺丞事。后再次告归田里，以课徒讲学为乐，生徒益众。

　　明崇祯九年(公元1636年)农历7月，清兵攻定兴。县令病，邑绅请鹿善继入城谋划守御。鹿善继慷慨道：“年来中原士大夫非望风而走，则髡发以降，某实耻之！”遂别鹿太公，未及与家人语，与诸绅赴难，与敌相持六日，城破死之。当是时，清兵以“刃协降，善继不可，兵怒斫公三刀，复射一矢而死”，终年六十二岁。

　　门人陈鋐所编次《年谱》记云：“ 先生部署方定，而后薄城下矣。时二十二日也。先生曩所讨论于辽左者，无不思试之，于今相持至二十七日，敌肉薄，环攻城陷，先生死之。呜呼！先生之学于斯益见矣。居恒尝语启泰先生曰：“我辈学问须打破死生关头，才能无入不自得。则先生之谈笑入城，城陷而死，殆其日用常行乎！或有疑先生可以无死者，夫先生非守土之官，固无死法，而先生当城亡之会，亦无生法，何也？城既破矣，除匿眢井外则跪而乞髡而降耳。先生平生做人，一点一画，未有丝毫假借，顾当颠沛而不于是，偷生苟色以与庸众者伍，何以为先生。生不生事小，仁不仁事大。尝于序石蕊而言之矣。所可悲者，向也樽俎之间，制敌国之命有余，今则毕智竭力守一邑而不足，岂时势之不同耶！然则，果谁坏我长城而贻之戚耶？”是时，启泰先生在容城，解元(鹿善继之子鹿化麟)奉太公往依焉，鋐举家附之。农历8月1日黎明，容城被攻甚急，晡时传定兴失守，其夜解元缒城奔视，鋐兄锐随之，比至，从一泉先生子怀洙得先生遇害状，遣使驰报太公，太公闻而义之，援笔为谕曰：“尔父求仁得仁，死亦何恨！尔不必作儿女态也。”太公其明于大义者哉！”

　　鹿善继死节事闻于朝，追赠大理寺卿，谥“忠节”，并敕建祠祭奉。